2012-05-07 12:00:21   来源:   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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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、教授黄昌勇

在大片时代,一部接地气、有养分的电影,是可以打破技术主义、资本逻辑和视听刺激的神话的。当下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迅疾,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有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面。我们的文化产业,需要更多“价值发现者”来做播种的工作。为此,记者采访了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、教授黄昌勇先生。

记者:上映一周就刷新了文艺片票房纪录的 《桃姐》,不仅赢得票房,更赢得了口碑。在您看来,在如今这个深谙商业大片 “策略”的时代, 《桃姐》此次获得的成功,会是一个特例么?

黄昌勇:成功背后注定有各种偶然与必然,但 《桃姐》的成功,还是能引发很多的思考。比如,在如今这样一个大片逻辑当道的时代,文艺片是否就真的没有了空间,注定生存艰难?又如,在 《桃姐》正式面对公众前,无论是发行商,还是市场,都给了一个 “小众文艺片”的标签,但很多观众观影后恰恰认为, 《桃姐》“朴素真实”、 “呈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和生活”. 《桃姐》究竟是 “小众的”,还是 “大众的”,这对矛盾怎么解释?

这次去电影院看 《桃姐》时,我做了简单的调查。在我所去的这家影院, “仍是平时这批观众”、“没有发现买票的人群有什么明显变化”、“以80后、 90后居多”.也就是说,愿意买票进影院看《桃姐》的人群并不特别,甚至与平时看大片的观众群基本重合。而且,我们也注意到,在这部电影里,无论导演、主演还是大批客串的配角,都是影坛上的明星,加上获奖造成的口碑,足够吸引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。但最为关键的是,由于 《桃姐》本身是一个朴实而又能深入人心的好故事,于是不仅保证了口碑的迅速扩散,票房也得到了保证。 《桃姐》的成功,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。

如果说有什么偶然性的话,就是这次《桃姐》选择的档期,相对来说是淡季。如果它是在贺岁、春节、情人节等其他所谓热门档期面世,能否取得如今这样高的票房,还真难说。这也是我们不能因为《桃姐》,就对往后的文艺片市场抱有太乐观期许的原因之一。

记者:也就是说,您并不主张把《桃姐》这次获得的成绩看得太高?

黄昌勇:中肯一点可能更好。客串的徐克导演在电影中借角色之口,说了这样一句话, “拍电影跟生孩子一样,最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底线”.片中的刘德华,是作为一个制片人的角色出现的,贯穿全剧的还有他作为电影人的辛酸。而很多年来,导演许鞍华的作品总是缺投资,也未必卖座。刘德华曾告诉媒体, “如果我不掏钱,估计不会有人来投资……尤其当她跟我说,她拍戏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支撑过时,我听了觉得辛酸,就决定拍了。”当时,他拿出1000万元,做好了亏600万的心理准备。

记者:随着 《桃姐》的成功,浮出水面的,还有这样一些旧闻:多年来,身为影视明星的刘德华,投资过的大小影视剧不下20部,有得有失。两年前,他投资推出的 “亚洲新星导演计划”,扶持了宁浩等6位亚洲电影导演界新秀。其中,宁浩拍摄的《疯狂的石头》成为当年内地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。这样一种多重身份,是否也促成刘德华后来扮演起了一个 “价值发现者”的角色?

黄昌勇:对于文化产业而言,我们很难去界分,这到底是一个文艺创作者水到渠成的顺势而为,还是资源汇聚、机遇垂青下的幸运或偶然。事实上,从港台到大陆,一直都有这样一批 “价值发现者”。他们有的投资,有的为了培育支持后起之秀,创设了各种 “种子金” 、“工作坊”,或由名家担纲授课,或以赞助方式鼓励年轻艺术家去各地旅行、学习,磨练自己也认识世界。

这或许是多年来商业大片语境下,文艺创作者们自我反思的结果。其共同点,就是面对资本竞争、文化角逐中的坚守、觉醒与回归。看得出来,越来越多有志之士开始意识到,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作品,与一般商品是不同的,它更需要艺术家的责任担当。有了这样的意识,也就慢慢熬出了刘德华的 “亚洲新星导演计划”,有了贾樟柯计划自己动手在北京建一所艺术影院。而当下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迅疾,越是在这样的语境下,越是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有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面。我们的文化产业,需要更多“价值发现者”来做播种的工作。

记者:可不可以说,当更多有能力、有责任意识的文艺创作者被聚到一起来做发现和播种工作,他们的作品本身,就是最好的种子?

黄昌勇:据说,起初 《桃姐》的主创人员对这部影片的票房并不抱有什么期待,但恰恰是这样一部片子,得到了不错的票房。导演许鞍华在电影工业这条流水线上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,一定早已深谙各种求生策略。但面对市场,她知道哪些事情恐怕是必须要做的,比如市场营销,而除此之外,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和想法。

《桃姐》虽有文艺片之名,但始终没有离开普通人的生活现场。同样是试图呈现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平等、关爱、尊重、感恩, 《桃姐》对煽情十分克制,更多的是本色的演出、朴素的对白、真实的人性应对。在希冀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当下,这多少也启发我们,怎么去看待和表达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,去思考对于我们的民族、国家更有意义的追求究竟是什么。

如果政府的政策能为类似的努力创造更好的土壤,公众舆论能为这些努力摇旗呐喊,假以时日,各种文艺样式、题材的市场是可以开拓的,观众的审美趣味是可以培育和提升的, “小众”变成 “大众”为期不远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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